摘要：本文由公众号“尼伯龙根工厂”授权发布这天晚上，我用炮队镜盯着无人区，看看那些女线人是不是还会回来，我不想离苏军阵地太近，那样搞不好要赔上性命，但照明实在是太差了，就算是无人区那那边真站了个穿着貂的，我也看不见。就在太阳出来之前，铁路桥这里的...
本文由公众号“尼伯龙根工厂”授权发布
这天晚上，我用炮队镜盯着无人区，看看那些女线人是不是还会回来，我不想离苏军阵地太近，那样搞不好要赔上性命，但照明实在是太差了，就算是无人区那那边真站了个穿着貂的，我也看不见。就在太阳出来之前，铁路桥这里的阵地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猛攻，各种大小口径的炮弹纷纷砸向这边，而我们自己的炮兵不光是数量不够，而且阵地部署得太过分散，根本帮不上什么忙。更糟的是，已经有好几个连的苏军趁着天黑渗透到了阵地前面。
苏军一边往前冲，一边喊着“乌拉！”，离我们越来越近。四挺机枪打个不停，枪管都烧红了，那灰色的人潮当中已经被有不少被打倒，但攻势没有停歇的意思。电话线这时候已经被炸断了，和营部，团部都联系不上，无线电信号也非常弱，战场上嘈杂一片，什么都听不清。
我站在机车旁边，往信号枪里装了一枚红色信号弹，打算示意炮兵进行弹幕攻击。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些苏军正在一边呼喊，一边从桥下攻来，他们手里的冲锋枪打出了一轮接一轮的长点射。领头的那个冲我来了一梭子，我的大腿上重重地挨了一下，然后就失去了平衡。这一趔趄，他的下一梭子子弹就没能打中我。我扣动信号枪的扳机，把那枚信号弹射向领头的那个，信号弹命中了他的肚子，把他干躺了。其余的人看到这一幕，就缩在桥后面不再动弹。后来我才发现，苏联人的子弹正好打中了我装在上衣左兜里面的相机，把相机打得稀巴烂，我并没有受伤。
军用信号枪如果直接对人发射的话，也是可以打死人的……
群龙无首的苏军放弃了进攻，把尸体和半死不活的同袍丢在我的阵地前面。刚才突入阵地的苏军大约有20来个，那么其余的又在哪里？桥墩那边的机枪火力点停火了，我派出了预备队去那边看看怎么回事，还让传令兵去营部争取支援。
斯大林格勒铁路线旁一座苏军士兵的坟。
在我两边，盖斯伯格和库恩菲尔斯的连依托弹坑战斗，他们的火力可以覆盖到“网球拍”的方向。德军炮兵再次开火，但没打多一会儿就停了，我们这里也没有炮兵观测员。后来，营长要求库恩菲尔斯的预备队从我的阵地进行反击，我在后面的预备阵地里等了好久，库恩菲尔斯手下的工兵们才悄悄地爬进战壕。
就在工兵进入阵地的同时，卡斯特纳（Kastner）一等兵提溜着一箱子上好引信的手榴弹，顺着路基爬到铁路桥上面去了。桥上的苏军已经被左右两翼的德军步兵驱离，按照计划，卡斯特纳应该在那里等待工兵们开始反攻，然后居高临下地从苏军后面往他们头上砸手榴弹。就位的卡斯特纳冲我挥了挥手，我这边的全体弟兄们学着苏军，高呼着“乌拉！”从掩体里跃出，一边冲一边射击。苏军开始还抵抗了一会儿，但从桥上丢下来的手榴弹让他们慌了神，失去领导的苏军认不清方向，四处乱跑，他们光顾着躲开前面攻来的德军，往后撤的时候却又跑进了手榴弹陷阱，一些苏军放下武器投降，那些侥幸跑出去的也似乎都被他们的政委给突突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苏军的进攻被完全遏止，那些渗透到德军阵地前面的突击队也都从废墟当中撤了回去。后来在审讯战俘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些胆敢擅自撤退的苏军都会被自己人就地解决，受伤并不是撤退的理由。
斯大林格勒战壕中的德军，在他手边放着几枚待发的手榴弹。
五个亚洲面孔的年轻战俘列队站在火车头这里，从他们的肩章上可以看出来，这是几个士官生。我的传令兵把他们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和他们说要把他们送到集中收容战俘的地方去，他们表现得非常不情愿，说政委告诉他们，德国鬼子抓到俘虏之后会先折磨一番，然后再枪毙。
击退苏军之后，我快速地检查了一下各处阵地，看看情况究竟如何——桥那边机枪阵地上的四个人都被苏军用刺刀给捅死了，阵地前面躺着几具尸体，桥底下还有苏军尸体，他们是被卡斯特纳用手榴弹炸死在那里的。我们自己的伤员不见了，可能已经被苏军拖走杀掉了。
机枪阵地那里的汉斯·罗特（Hans Rothe）手动了一下，似乎还有气。我把他从机枪阵地里拖了出来，拖到桥那边的掩体里。他已经失血过多，我把他的头盔摘下，把他的脑袋靠在我的胳膊上放平，血还在往外冒，我赶紧呼唤担架员。罗特虚弱地说他想喝水，我拿起水壶，把水壶里的茶往他嘴里倒，但根本看不出他喝进去没有，之后他就开始呓语：“给我妈写信……妈呀……耶稣呀……妈呀……耶稣……”我帮他合上了眼睛，这一仗一共有五个弟兄死伤，在战俘的帮助下，我们冒着炮火，把尸体和伤员送回了后方。
苏军长官似乎对进攻受挫非常不满，他用一阵猛烈的迫击炮火来发泄他的愤怒，炸得真是狠啊。我冲着掩体外头的战俘们吆喝，让他们赶紧进来躲一躲，他们摆摆手拒绝了我的好意，就在原地那么站着，直到被迫击炮弹炸得灰飞烟灭——这究竟是怎么了？那边到底有多可怕啊，如果他们回去了，政委难道也要炮决他们吗？
电话线终于修好了，我把电话打到团部，吐槽师属炮兵火力不猛，打得不准。到了下午，毛尔中尉带来了一些补充兵，我把他们补充到了各个班组里，然后和毛尔讲述了昨天和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穿貂的女线人，还有击退苏军进攻的那些事情，之后，我又陪着他从北桥前面那列火车车厢上的弹洞往对面看了看。毛尔回去之后，炮兵指挥官让我来当这里的炮兵观察员，我之前干过这个，再合适不过了，于是我马上就答应了。我先让炮兵往我阵地正前方打一炮，准确测算一下距离，电话那边的炮兵中尉发现终于遇上了明白人，表现得非常吃惊。结果，这发测距弹打得实在太远了，直接从我头顶飞过，最后在哪儿炸的都不知道。之后，我又让他们往铁路信号房往上位置的一个明显目标那里打两发高爆弹，第一发准确命中，第二发却落在了桥前面。我问炮兵那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说火炮膛线磨得太厉害了，有时候打出的炮弹就会“像奶牛的尾巴一样乱甩 ”。炮兵中尉怕我失望，答应我他一回到团部，就会和空军那边打招呼。在他动身之前，我要求他捎信提名卡斯特纳成为骑士十字勋章得主，卡斯特纳之前已经获得步兵突击章、近战章和一二级铁十字勋章，而且在夺回重要阵地的战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让他获得骑士十字勋章是理所应当的。
几天之后，空军联络官在无线电上联系了我：“两波共50架轰炸机即将支援你处，请提供坐标！”
“非常感谢，我在第60号方格！”
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也就是11：30的时候，第一波斯图卡飞来了，在这之前，苏军刚刚又把我的阵地轰了一轮。岛上的苏联高射炮像疯了一样冲着这些飞机开火，弹片不停地掉在我的阵地上。领头的斯图卡在我头顶开始俯冲，飞机上的警报器响个不停，他们要把炸弹直接丢到我这里么？大家把脑袋都缩了回去。斯图卡一架接着一架俯冲过来，在离地只有几米的地方丢下机翼下面的四枚炸弹，然后转过弯快速爬升，炸弹从我们头上飞过，纷纷扎进了拉祖尔化工厂里面的苏军阵地，他们投弹可真准啊，我赶紧拿起无线电向联络官道谢。
第二波斯图卡机体下面挂着重磅高爆弹，在它们投弹之后，拉祖尔厂似乎消失在了烟尘和爆炸当中。苏军高射炮还是在打个不停，满地都是高射炮弹的弹片，有些弹片落到了火车车皮上面，乒乓作响。我们这里也被烟尘笼罩，熏得眼睛生疼，什么都看不见，耳朵也快要被爆炸的巨响震聋了。
在斯大林格勒进行投弹的斯图卡。
斯图卡走了之后，过了不一会儿，我们听到又来了一波轰炸机，这些应该是载弹量更大的双引擎Ju 88，烟雾太浓，我们啥都看不清。
这时候刮起了北风，把一大块烟云往我们这里吹。估计那些飞机也已经看不清目标了，他们只好往有烟的地方投弹。炸弹落地的地方离我们越来越近，大家都非常害怕遭到误伤，隔一会儿就要往天上打一发红色信号弹。我冲着无线电大吼：“炸弹丢得太近了！”但这边的动静实在太大，那边也听不清楚。后来无线电终于接通：“轰炸结束，飞机没有损失，也祝您好运，中尉先生，完毕！”
苏军步兵接下来确实消停了几天，只有喀秋莎火箭炮还在轰我们，一枚火箭弹命中了我掩体上面的火车头，打漏了油箱，黑乎乎的柴油流到了掩体里面，我还没想好应该如何处理，油就已经流得到处都是。掩体变成了油池，我的制服被浸透了，还弄了一脸。这里算是没法呆了，我收拾好东西，去传令兵那边挤一挤，他被我的这副模样吓了一跳。爆炸和风掀起的尘土都粘在了我这一身油污上面，衣服上、脸上、胡子上全都是油和土的混合物。我们把苏军尸体上的制服扒下来，扯成布条擦了擦，真是恶心啊，这里没有水，根本没法弄干净。
一天早上，阵地后面和营部那里枪声响成一片，既有苏军冲锋枪那种慢吞吞的连发声，也有德军冲锋枪那种比较急促的声音，很好分辨，随后还传来了手榴弹爆炸的声音。这又是怎么一回事？苏军到底还是从伏尔加河那里的排水管道口摸了进来，绕到了阵地后面，再从火车站那边掀开马葫芦盖子出来，然后在指挥所和营阵地附近找地方集结潜伏，这八成是那个女线人出卖我们的后果。这些渗透过来的苏军后来被营预备队消灭了，类似的事情后来也没有再发生过。渗透来，渗透去，这就是斯大林格勒的日常。
一天晚上，又有炮弹落在阵地附近，这回的炮弹爆炸的声音异常沉闷，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又在玩什么花样？我爬出了掩体想看个究竟，结果看到前后左右落地的炮弹都在喷出火花，形成白色的烟雾，这是白磷弹！我刚想喊：“兄弟们赶紧戴上防毒面具啊！”，结果还没等喊出来，就已经喘不上来气了。我费劲巴拉地爬回掩体，把防毒面具罩在脸上，我的胡子这时候已经长得太多了，防毒面具戴不严实，会漏气。
一个士兵哀嚎着，跌跌撞撞地从路基上向我的掩体跑来，他的衣服上，头盔上到处都沾着磷片，他从火车头那里向我伸出手来，手上也冒着烟，这小子之前想用手把磷片从衣服上弄下来，结果搞成了这副模样。我刚想把防毒面具给他戴上，他就没动静了，失去知觉，抽搐不停。医务兵把他拖了回去，过了几个小时，他还是没能醒过来，就这么死了。外面的炮火太猛烈，没办法把他的尸体运回后方，我们也没敢告诉他的父母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这天上午，大家都在说自己胸疼，眼睛难受。好多人都在咳嗽，呕吐黏液，腹泻，拉出来的都是灰白色的水状物。像白磷弹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其实都已经是微不足道的琐事了。后来生病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没往中毒上想，还以为是几个礼拜都没吃饱饭，给饿坏了。
很多人都出现了黄疸、 腹泻和高烧症状，其中有不少甚至还胡言乱语，昏迷不醒，只能在天黑之后把这些病号送到后方去。白磷中毒可能并不是让大家生病的主要原因，最近吃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啊——过期食品、还有馊了的黄油，就这些玩意也不够吃，喝的还是脏水。后来那些已经累傻了的大夫们只是简单地询问了我的病情，他们多是外科医生，也没有办法把我周身疼痛和腹泻的症状归结于接触了白磷。
1942年10月16日，我终于中招了，脑袋上挨了两块弹片，左小臂上还有一块，好在都不严重，甚至都不需要包扎。伤得虽然不厉害，但病得有点厉害，一直在发高烧，还哆嗦个不停，而且，总是没办法洗澡，刮胡子，我实在是不能忍了。于是，我决定把连队托付给军士长几天，然后去营部请假。营长把我送到了火车站那边，他还祝愿我可以早日康复归队。
我走在通往火车站的大路上，一架IL 2攻击机从阳光中出现，向我正巧路过的一处2cm高射炮阵地俯冲过来，它发射的炮弹纷纷落在我的身旁，我就在有轨电车的两条轨道之间跑啊跑，找到个地下室一头扎了进去，算是逃过一劫。那架IL 2还在俯冲，高炮不停地向它开火，它的一侧机翼被打掉了，一头栽到了高炮阵地上，和高炮化为一团火球，先前被打飞的那一侧机翼姿态诡异地飘落在路面上。我继续往前走，路过城市广场上一辆被火焚毁的苏联坦克残骸，到团部找到团部的军医主任。军医主任给我大致检查了一下，给我打了一针，然后又给我披上一条毯子，让我尽快找辆车去古木拉克的集团军战地医院。他给我开具的诊断上写着：急性肝炎，怀疑并发心肌炎。在去古木拉克的路上，我还碰见了骑着摩托车的毛尔中尉，我们挥手告别，我目送他在尘土飞扬，炮火连天的路上远去。
古木拉克那里的景象分外凄惨，截下来的残肢断臂堆成了山，上面还撒着一层氯化钙。白天时候攻击机不停袭扰，到了晚上，夜航轰炸机又会像值夜军士一样定时来袭，丢下几枚炸弹。耗子啃咬着刚刚做完手术的伤员，快要累死在手术台前的医生，腹部受伤的人“分门别类”地摆在地上，都打过了吗啡，默不作声……看多了，我也就麻木了，开始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我身上的那几处弹片伤口得到了清理和包扎，我每天都需要吃很多磺胺，喝很多茶。每过几分钟，我都要在高烧和浑身发冷之间循环一次，而且还是蹿稀不止，经常没等赶到厕所就已经拉了，晚上的时候尤其艰难。我的肝病越来越严重，整个胸腔和上半身都疼痛难忍。
Ju 52在草原上的跑道降落，把一批又一批的伤员运到外面。到了晚上，苏军会从高空向古木拉克投弹，一般都造不成什么严重的破坏。10月23日这一天，一架漆着红十字的Ju 52救护机载着我起飞，飞机上挤满伤员，已经严重超载，在低空飞过顿河的时候，它一直在剧烈抖动。机舱里非常冷，伤员在不断地呻吟，叫喊。飞到草原上的时候，救护机遭到了三架IL 2的轮番攻击，然而机上却没有带机枪手，这些苏联飞机对救护机上巨大的红十字完全无视。飞行员大声询问，机上是否有会操作机枪的人。于是我从其他伤员的身上爬了过去，爬到机枪战位，冷空气一个劲地从这里往机舱里灌。我用僵硬的双手为机枪上弹，那几架IL 2此时就在机尾之后几米开外，我发射的曳光弹从它们旁边擦过，飞机又再次中弹，有几位伤员旧伤未愈，再添新伤。
Ju 52救护机。
飞行员降低了高度，在下方的草原上，狂风正裹挟着雪花肆虐，先前已经有一些Ju 52被击落在这里，残骸烧得焦黑。那三架IL 2又快速从后方接近，我看到第一架IL 2开火了，准确命中了离我脑袋不远的红十字标记，我对着第二架来了个长点射，它没有开火，开始快速爬升。我这一梭子打得还是挺准的，它的机腹装甲弹开了好几发机枪弹，我把它击伤了吗？第三架直接掉头飞走了，没有再继续攻击。
子弹打没了，我也快冻死了。我爬回机舱，飞行员正在大声地表扬我，我来不及回应，就一下子瘫在那里动弹不得。飞机降落在黑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Taganrog），机上的伤员又都被转送到伤员列车上。车上的医务人员可谓尽职尽责，但我的各种症状还是不见好转，吃什么吐什么，一路浑浑噩噩。
火车开过第聂伯河上新修建的铁路桥，先到基辅，再到克拉科夫进行洗消处理。伤员们的衣服和个人物品都被收拾妥当，然后请下列车，在医务兵的帮助下洗澡、理发、刮胡子，之后再转移到另外一列伤员列车上去。这列车上有卧铺，衣服和个人物品在完成除虱之后又交还给各位伤员，还附赠了睡衣一件，在每名伤员的脖子上还挂了一个牌子，写明军衔、姓名、症状和除虱日期，上面还有军医主任、主治医师和值班医生的签名。我被安排在第一节车厢的下铺，邻床是一个“头部中弹“的伤员，但他的头上只贴了两块胶布。这位兄弟非常乐观，也非常幸运，其实他的脑袋已经被从两眼之间到后脑勺打了个对穿，但他居然活下来了，还能不停地讲笑话，这是百万分之一的奇迹！
火车先后经过布雷斯劳、莱比锡、维尔茨堡和奥格斯堡，每到一站都会甩下一两节车厢，到最后只剩下一节车车厢，里面就是些还能自己行走的伤员了。火车到达终点站之后，我们又被救护车运到了风景宜人的旧天鹅堡（Hohenschwangau），那里的村庄里有一座陆军疗养院，我的床位在村里的猎人俱乐部，床上的牌子写着“格伯利尔希中尉，黄疸肝炎”。这里的护士小姐姐们可真漂亮，真有耐心……就在几天之前，我还在形同地狱的斯大林格勒和古木拉克，现在却在阿尔卑斯山欣赏湖光山色，一时还有些调整不过来。
后记：
·格伯利尔希康复之后又回到了第100猎兵师，先后在巴尔干和东普鲁士作战。1945年，格伯利尔希返乡之后被美军逮捕，短暂关押之后释放，之后又被捷克人抓去充当苦力。后来，格伯利尔希从捷克逃到了巴伐利亚，到维尔茨堡学习儿科。1956年，格伯利尔希加入联邦德国国防军，1980年当到了上校，出任布鲁塞尔的欧洲安全研究所所长，1987年退休。
·1956年，格伯利尔希在联邦国防军步兵学校的士官培训连里又和老战友毛尔重逢。
·卡斯特纳一等兵在获得骑士十字勋章之后没多久就战死了，除了他，这篇回忆录中其他几个有名有姓的人基本都活了下来。
·当时指挥进攻北桥德军阵地的苏军指挥官是亚历山大·斯米尔诺夫少校（Alexander Smirnov），后来也当到了上校。在1996年的一次会议上，格伯利尔希终于见到了斯米尔诺夫，并且知道了斯米尔诺夫正是他当年的老对手，两人后来成了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