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记者 | 牛其昌编辑 | 赵孟辗转12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再乘坐1个小时的大巴，67岁的刘伟国和妻子从上海赶往位于泰山西南70多公里处的山东省宁阳县。从1992年至今，这条路他们逢秋便至，从未间断。“虫客”们从全国各地蜂拥至此。捕捉、选拔、收...
记者 | 牛其昌
编辑 | 赵孟
辗转12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再乘坐1个小时的大巴，67岁的刘伟国和妻子从上海赶往位于泰山西南70多公里处的山东省宁阳县。从1992年至今，这条路他们逢秋便至，从未间断。
“虫客”们从全国各地蜂拥至此。捕捉、选拔、收购……围绕一种生命仅百天的小虫，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返乡捕虫的“撬子手”和成千上万的爱好者齐聚一年一度的盛会。这个平日并不为人熟知的县城，因全国蟋蟀交易集散地而名声大噪。
近日，网传一则“宁阳天价蛐蛐卖出11万”的消息引爆舆论，也再次引发网友对于蟋蟀产业的关注。宁阳县政府为此曾专门做过统计，该县每年可吸引近2万名蟋蟀爱好者前来收购，交易总额约5亿元，围绕蟋蟀产业产生的各类综合经济效益超过7亿元。其中，宁阳县泗店镇从事蟋蟀捕捉的人数占该镇全部乡村劳动力的比例高达60%。
2020年8月21日凌晨5点，刘伟国夫妇准时从入住的农户家出发，乘坐三轮摩托直奔位于泗店镇沙庄的蟋蟀交易市场。尽管飘着雨，交易市场上依旧人头攒动。几百张桌子一字排开，从村口的104省道一直绵延至田间的玉米地。
“老板看看我这个，是个红牙，这牙多大。”刘伟国选了个靠近街口的位置支开摊位，等候在此的农妇们便纷纷上前掏出自家的“宝贝”。
农妇们习惯把蛐蛐装在拳头大小的白瓷罐里，再用橡皮筋将罐口箍好后放进编织篮，沿道路两侧摊位一路兜售。若虫客感兴趣，她们就将白瓷罐挨个放在摊位上，等待鉴别、出价。
刘伟国头戴补光灯，小心翼翼地揭开瓷罐的铁皮盖，一手熟练地用芡草撩拨蛐蛐使其“开牙”，另一只手罩在上方防止蛐蛐跳脱。一番逗弄下，蛐蛐的斗性被逐渐点燃，亮出一对钩壮的大牙向芡草“厮杀”。“瓮城”之中，小小的蛐蛐翻转腾挪，不时振翅发出清亮的声音，似乎在宣告自己是胜利的一方。
“这只你想要多少？”在上海土生土长的刘伟国自称是半个山东人，讨价还价时，总喜欢操一口带有沪腔的山东话。玩虫大半辈子，这对夫妻连续来山东已经接近30个年头，年轻时一年中最多曾来过20次，早已练就了“在上海说上海话，在山东说山东话”的本事。
“200吧，刚才有人给这个价我都没卖。”相比鉴别蛐蛐的玩家，农妇们的心里往往对价格并没有底，根据买家对于蛐蛐的反映，她们一般只会报一个能够让自己接受的预期价位。毕竟在她们看来，如果没有买家愿意出价，蛐蛐几乎一文不值。
“嘴巴不行，个头也不大，最多30块，再多我就不要了。”咬定一口价的刘伟国很快占了上风，农妇见几番讨价无果，最终接受了报价。
类似这样的蛐蛐，刘伟国平均每天过目不下上千只，偶尔遇到心仪的，还会拿出专门的设备对蛐蛐称重。在泗店市场上，只要一提起“收虫的上海夫妇”，几乎没人不认识他们。
即便是在上海的蟋蟀圈里，刘伟国夫妇同样小有名气，尽管他们经营多年的万商花鸟市场门店面临关闭，但如今依然有不少虫友会直接去老两口家里挑选蟋蟀。“现在还没回上海，好多刚选好的蟋蟀就已经被预定出去了。”刘伟国的妻子说道。
沙庄交易市场只是当地蟋蟀交易集散地的一个缩影，在泗店这个面积只有50多平方公里的小镇，几乎每个村的村头都会自发形成一个交易市场，小则摆三五张桌子，大则摊位绵延数百米。随着气温升高，一些交易市场还会转移阵地，时至凌晨，灯火通明。
村里的男女分工明确，青壮年主要负责在前一天晚上逮蛐蛐，然后将蛐蛐大致分级，家里的农妇们第二天拿到市场贩卖。市场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虫客大致分为“京津冀”和“江浙沪”两派，无论他们参加什么级别的“南北对抗赛”，首选的几乎全部是出自泗店的秋虫。
对于像刘伟国一样的资深虫客来说，蛐蛐看似大同小异，实则各有千秋，筛选斗蟋的过程充满了仪式感，“讲究一个虫缘”。
“就好比古代带兵打仗一样，很多人每年来宁阳就是为了选将的。要想选出独当一面的‘将军’，不仅表面上要看色泽，看个头，看品种，甚至是牙形、腿形、翅膀和须的形态，更要凭感觉发掘蛐蛐内在的灵性跟气质。”来自石家庄的虫友邵作海对“寻将”如数家珍。他在年轻时曾经历过“上山下乡”，斗蛐蛐是那个特殊年代里为数不多的乐趣。
邵作海退休后，玩蟋蟀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情感寄托。“每年的宁阳之旅就像是一种朝圣，不管我在哪里，从事什么工作，都不会阻碍我过来寻找爱将。”他说。
在历史上，无论是宫廷达官贵人，还是市井小民，蛐蛐似乎总能牢牢牵住他们的神经中枢。蛐蛐的奥秒之处，正是在于它难以被看透，一将难求。
而对于年轻一点的虫友张鹏飞来说，挑选斗蟋的过程同样令他痴迷。“如果自己发掘培养的苗子赢了，就很有成就感，别的什么都不图，就是为了跟朋友们争个面子。”
张鹏飞来自山东潍坊，平时从事外贸工作，每年8月份都会请年假到泗店镇挑选蛐蛐。在过去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他花费两万块钱购买了近200只蛐蛐。在他眼里，几乎所有虫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打小儿喜欢”。
“现在有了一定经济基础，每年立了秋都忍不住要来上一趟。”张鹏飞说。
蟋蟀生长适应性强，在我国分布广泛，北起辽宁南至海南，西起陕西东至沿海诸省，几乎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可为何各地虫友独爱宁阳蟋蟀？
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乾隆皇帝爱好蟋蟀，便派人分赴全国各地，遍搜斗蟋名虫，大车小辆运回都城。然而路过宁阳泗店时突遇雷电，马惊狂奔，车翻虫散。自此，全国各地的名虫在宁阳聚集繁衍，生根延续。
在虫客们的眼中，出自宁阳的斗蟋被公认为个头大、性情刚烈、弹跳力强、勇猛善斗，古代便被誉为“江北第一虫”。“山东蟋蟀甲天下，宁阳蟋蟀霸五洲”，其中又以泗店斗蟋最为著名，历代曾被奉为皇宫贡品，是全国斗蟋爱好者争相追捧的品种。
中华宁阳蟋蟀博物馆负责人商积春对此曾做过研究，宁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物产，造就了斗蟋繁衍的天堂。“这里的土壤为钙质褐土，酸碱适度；地下水资源丰富，气候适宜，湿度相当；土地肥沃，五谷齐全，食料众多，营养丰富，是繁衍斗蟋名品的主要因素。”
根据学术界的研究，因水质和土壤利于蟋蟀钙化，山东有一条自北往南的蟋蟀产区，位于东经116°30"-117°30"之间，包含宁阳、乐陵等16个地区。其中，又以宁阳和宁津最为出名，两地蟋蟀彪悍善战，历史上曾出过不少“猛将”。
商积春介绍，早在清代斗蟋名著《功虫录》中曾有记载，宁阳斗蟋黄麻头战败上海梅花翅而获得“赐宫花披红巡各殿”，且献蟋者朱钲抚获赐赤金百两；《斗蟋随笔》中记载了光绪21年至1940年间，在26个全国蟋蟀悍将中，宁阳就占9个。
虫客们以前习惯把到山东捉虫、买虫统称为“下山东”，而1949年以后最早一批“下山东”的虫客，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天津人。
在泗店镇泗店村村支书王腾健的记忆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的爷爷曾在连接宁阳和兖州的公路边开了一家茶馆，取名“王家老店”。某一年秋天，忽然有十几个从天津来的客人经过此地，据说是专门来泗店逮蛐蛐的。带头的“天津老张”提出想在店里住下，但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只能把小麦秸秆往房间地上一铺，十几个人挤在“草席”上过夜。
“天津老张”满载而归，他的宁阳蛐蛐不负众望，连克劲敌，这也引起了来自北京、上海一些对手的关注，“天津人到山东逮蛐蛐”的消息不胫而走。有人说，“天津老张”正是津门曾在皇宫做过太监的张姓人的侄子，他得知皇宫里的好蛐蛐全部出自山东宁阳，于是才亲自带人到当地寻将。
泗店蛐蛐自此名声大噪，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大户越来越多。每年立秋前后，泗店的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逐渐多了手提马灯，躬身用铜丝网罩捉蛐蛐的身影。这是日后逐渐形成著名的蟋蟀交易集散地的前奏。
“以前虫季一到，火车必然超载，当地宾馆也会爆满，想买一张上海到兖州的卧铺票简直难比登天，座位底下躺的都是人。”刘伟国回忆，有人为了休息，只能躺在座位底下，脸不得不紧贴着别人的脚后跟。而无论是在宾馆饭店，还是在返程的车厢里，也总是少不了蛐蛐的叫声。
当年或许谁都不会想到，捉蛐蛐竟然可以成为一门赚钱的生意。如果说天津人率先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走进了宁阳的玉米地，那么真正让宁阳蟋蟀卖出身价的则是上海人。
“最早是以物易物，天津人基本上是用糖果、电池甚至手电筒来换蛐蛐。当地人开始还不知道什么样的是好虫，后来跟着来收虫的人，渐渐都学会了。”让王腾健没想到的是，童年的玩物会变成当地致富的黄金。
多位虫友回忆道，改革开放初期，宁阳当地最贵的蛐蛐不过一两块钱。有村民将一只蛐蛐卖了一块钱，甚至还激动地放鞭炮庆祝。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名叫潘志连的上海老板来到泗店，高调打出“大蛐蛐500元一只”，才将蟋蟀的身价推向高峰。
无独有偶，在德州宁津的市场上，同样也有一位上海的老虫客把驴拴在树上，并在牌子上写道，“如果有好蛐蛐留下，就可把驴子牵走”。一时间村民纷纷奔走相告，拿上自己视如家珍的好蛐蛐给这名虫客鉴赏。
进入2000年以后，开着豪车、资产雄厚的老板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市场上，很快成为“大户中的大户”。他们出手阔绰，每年会包下十个摊位，拉起横幅收虫，有的甚至还会直接在当地购买临街商铺。
彼时，泗店当地唯一一家农信社在虫季过后曾打出红色横幅，庆祝该社“存款过亿元”。对于一个乡镇农信社来说，平时存款过亿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今年的虫季，网上流传的一则“宁阳天价蛐蛐卖出11万”的消息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有人调侃，“辛苦工作一整年，不如去乡下逮蛐蛐赚钱”。
在王志的记忆里，从他儿时记事开始，每年秋天都有慕名而来的南京客商住在他们家里。“时间久了便渐渐产生了感情，就跟自己的家人一样。一听屋外有南京口音，就知道是他们来了，整个村里就跟过年一样。”
王志今年30岁，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泗店，他的叔叔是当地有名的“撬子手”（圈内对于蟋蟀捕手的职业称谓），经常会被大户们邀请去北京、上海、天津。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大户们经常会给他的叔叔带一些礼物回来，比如淘汰的电器、衣服鞋子、手表等，当时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正是他从天津扛回来的。
每年立秋后的第一场雨飘落，蛐蛐顺利褪下最后一次壳，雄蛐蛐震动翅膀“鸣叫”，意味着一年虫季的开始。每到这时，捉虫堪称是泗店当地的一项全民运动，许多在外务工的青年也借此机会返乡充当“撬子手”，几户不参与的甚至成了村里人口中“不务正业”的那类人。
8月21日晚上11点，泗店镇蟋鸣街两侧的青纱帐里灯光闪现。“撬子手”石洪财身披一件军绿色的外头，在帽子上套好头灯，钻入了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他时而停下脚步倾听蛐蛐的叫声，时而弯下身子屏住呼吸，如雷达一般辨别蛐蛐的方位和大小。
“逮蛐蛐是个体力活，这几年越来越难逮到好蛐蛐了，尤其是今年雨水偏多，温度达不到。”顺着蛐蛐鸣叫的方向，石洪财拨开层层包裹着的玉米叶艰难前行，叶片划在脸上被汗水浸润，泛起沙沙的疼痛。石洪财一钻就是一整夜，这样的日子在虫季要持续一个多月。
今年30岁的石洪财平日靠跑长途车为生，每个月固定工资最多7000元，而一季“撬子手”的收入至少能赚2-3万元。由于从小就对捉蛐蛐耳濡目染，对于如何捕捉好虫，他有着自己的一套经验。
“好蛐蛐基本都是后半夜逮到的，因为夜越深，声音定位便越准确。”石洪财说。他每天晚上8点至12点下地，中间休息几个小时，到凌晨四五点时，蛐蛐开始出来汲取露水，这时在地头或者通风的宽沟里很容易找到好虫。
石洪财曾经捉到最贵的一只蛐蛐，被一个东北开矿的老板花了5万元买走，后来他听说这支蛐蛐在上海的比赛中“连打七路”，最终“封盆养老”。老板为了纪念这只蛐蛐，还特意找人把它制作成标本摆在家中。回忆起这只蛐蛐的赫赫战功，石洪财仍然难掩兴奋。
王太井是泗店村的一户贫困户，前些年因为患了脑梗，行动不便，由于女儿已经出嫁，家里的民宿基本靠老伴一人打理。虫客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这里已经吃了快30年的饭，一开始鲁菜的味道偏咸，我们吃不习惯，后来他们慢慢根据我们的口味在菜里放白糖，现在吃着就跟上海的口味一样。”来自上海的客商不住地夸赞王太井老伴的手艺。
今年虫季，王太井家里的7个房间一共住了12个客商，这一个多月的收入就有五六千块钱。相比之下，一年承包出去的4亩地也只能换来三千多块钱的收入。
泗店村总共有300多户人，其中100多户家里是开民宿的，价格在每天60-100元不等。“有的民宿已经开了30多年，每到虫季几乎都是爆满状态，客商来晚了恐怕还订不到房间。”王腾健介绍。
围绕蟋蟀产业产生的各类经济效益，宁阳县在2017年曾做过一次调研。
宁阳县政府提供给界面新闻的数据显示，2017年宁阳县蟋蟀交易期间（按35天计算），泗店镇从事田间蟋蟀捕捉的人数约为1.6万人，占泗店全部乡村劳动力人口的近60%。
期间吸引了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二十多个城市的近2万名蟋蟀爱好者前来收购，仅收购蟋蟀的花费平均每人达2-3万元，交易总额约为5亿元。包括蟋蟀交易、住宿餐饮、蟋蟀用具、交通物流等，经测算以及通过相关行业收益概算，2017年宁阳县围绕蟋蟀产业产生的各类综合经济效益超过7亿元。
不过，在当地一些政府官员看来，尽管宁阳蟋蟀产业名声很响，但却难以形成税收，实际对于地方财政的贡献不大，“蟋蟀产业主要是富了当地百姓，政府方面也会为此尽可能做好服务工作。”
产业红火的背后，宁阳也面临虫源枯竭的窘境。早在2010年，当地已出现捕虫要去200里地外的情况。2014年8月，宁阳县曾发出“保护虫源地，虫籽回故乡”的倡约，呼吁全国虫客把宁阳蟋蟀虫卵放归故里，以此让本地良种蟋蟀长久繁衍。当年，宁阳就收到全国各地虫友运回的“虫籽”10000多条。
2018年，泗店镇还与上海一家公司在柳楼村建立了1000亩“宁阳蟋蟀自然保护区”，将产自泗店的优质蟋蟀卵子在此播撒，以便代代繁殖。
“今年一共收了500多条，再过一个多月就可以开斗了。”8月22日中午，刘伟国夫妇抬着装满蟋蟀瓷罐的小车，小心翼翼地迈上返回上海的大巴车。经过四五十天的悉心照料，这些瓷罐中的“战将”将出现在各大赛场，迎来属于它们的战役。
